但法院究竟是不是國民黨開的？這個問題，一樣要回到訓政時期來看。
在民國元年的時候，司法部曾公布法令，要求法官不得加入政黨。
1912年12月司法部訓令第16號令這樣寫：「法官入政黨，先進各國大多引以為戒，以職在平亭，獨立行使其職務，深維當官， 而行之義，重以執法不撓之權，若復號稱為黨人，奔走於黨事微論，紛心旁騖，無益於政治……查法院編制法第121條，推事（即現今法官）及檢察官在職中不得為政黨員、政社員及中央議會或地方議會之議員。」
因此，北洋政府期間，至少還努力維持司法的獨立性，不受單一政黨的操控。
但是就在1923年孫文主張以黨治國之後，1925年7月1日，國民黨在廣州成立了自己可以掌控的國民政府。1925年11月28日，廣州國民政府修正法院編制法第12條，刪除「為政黨員、政社員」字樣，解除法官、檢察官加入政黨之限制；緊接著又制定許多政府機關研究國民黨黨義的條例。
關於這一段歷史，歡迎參考小弟之前寫的「國民黨如何奪取中華民國」（https://www.ptt.cc/bbs/Gossiping/M.1447339825.A.72F.html）
1928年8月，政府公布《政軍警各機關工作人員研究黨義暫行條例》；1929年1月司法院、最高法院據此公布《國民政府司法院職員研究黨義細則》、《國民政府最高法院黨義研究會暫行規則》。
1929年6月國民黨第三屆二中全會決議表示：「司法官吏的任用，必須以深明本黨主義為標準。」
當時，司法院長王寵惠表示：「以黨治國，無所不賅...為法官者，對於黨義，苟無明澈之體驗，堅固之信仰，恐不能得適當之裁判。」之後於1932年擔任司法院院長的居正也曾為黨化司法辯護：「在『以黨治國』一個大原則統治的國家，『司法黨化』應該是作家常便飯。」
當時的「反革命」案件審理，在程序上採「人民陪審制」，「25歲以上中國國民黨黨員」才有陪審員資格。司法院院長居正說，「假如採行陪審制度，使人民得參與審判，人民得與深明黨義的法官共同為正義的推敲，一方面藉人民心理反應的刺激，留心黨意的運用；他方面藉黨義的運用，矯正人民的錯誤心理。」
由此可知，南京國民政府除了在司法教育養成訓練、人事考核選拔過程中，大量置入黨義之外，另外還透過甄選、推派，使黨員成為司法人員，或使司法人員入黨。
1938年4月28日，中國國民黨第5屆中常會第74次會議函送《中央黨部黨務工作人員從事司法工作甄審辦法大綱》給國民政府，希望秘密以免考試的甄審培訓方式，訓練一群原從事調查工作的國民黨特務擔任檢察官。在國民政府時期第5、6屆法官班中，有約126名國民黨特務系統人員透過此管道成為檢察官。
在1939年1月13日，國民黨所給的公文中這樣寫：
中央為培植檢察官之人才，以應非常時期需要起見，注於27年5月中央第74次常會決議，甄選中央黨務調查工作之人員發交司法院法官訓練所嚴格訓練，畢業後派往各地擔任檢察官。
逕啟者，案據法官訓練所所長洪蘭友呈略稱，中央黨務工作人員，從事司法工作甄選及格人員，甲種班原報到者，計劉仲策等22人，現將以種班鄧純等20人提升該班，共計42人，至以種原報到者，為109人，除鄧純等20人提昇甲種班外，共計89人，付呈正式名冊，請鑑核分別被案，再甲乙兩班受訓人員。
當時的合格名單如下：
http://bit.ly/1XkePNX
當時這批司法人員包含第一任台灣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蔣慰祖、1946至1947年擔任台灣高等法院首席檢察長、1969年至1986年擔任台灣最高法院檢察長的王建今、第2、3屆司法院大法官王之倧、前台北地院院長曹偉修等人。
除了司法人員的認知以外，國民黨也從制度著手，讓司法更容易被控制。
1955年，中華民國政府創設司法官訓練所，隸屬司法行政部，採行集體化、類軍事化的管理措施，延續訓政時期的黨化司法政策，推動「黨義教育」，在司法官訓練所課程中增加「法律哲學」、「黨義判例」、「黨義擬判實習」等科目。直到1981年司法官班18期，仍有國父遺教（三民主義研究）、總統蔣公行誼等政治性思想課程。
在案件分發上，當時法官事務分配由院長決定，院長可以決定將重要案件交給誰承辦，控制案件成果；宣判前裁判書必須送閱（箱子送閱），以利干涉裁判、控制判決結果。舉例來說，前台南高分院院長希魯曾下條子，要法官就已決定判刑的案件「再開辯論」，暫緩宣判。
至於國民黨干涉司法最好的例子，就是雷震的自由中國案。
雷震創設自由中國雜誌社，1960年9月1日，《自由中國》第二十三卷第五期刊出殷海光執筆的社論〈大江東流擋不住〉，聲言組黨就像民主潮流，是無法阻擋的；9月4日清晨，警備總司令部以「涉嫌叛亂」為由拘捕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、編輯傅正、經理馬之驢、離職員工劉子英。
雷震被補後，蔣介石關注本案發展，數度召集黨政軍高級幕僚開會。在9月20日，蔣介石指示要儘速辦理。蔣介石還問當時的警備總司令部司令黃杰，「判決書何時可以擬就？」黃杰回：「預計10月6日可以擬妥，8日可呈閱。」
9月26日，檢察官以叛亂罪提起公訴；10月3日，警總高等軍事法庭公開審訊，當日審結。
第二天，也就是10月4日，黃杰與司令李立柏、審判長王有樑、檢察官蔡墨卿晉見蔣，蔣一一垂詢，還要蒞庭檢察官報告。10月6日，蔣介石訓示「辦案有如作戰」；8日，蔣介石召集行政院長陳誠、總統府秘書長張群、司法院長謝冠生、司法行政部長鄭彥棻、檢察長趙琛等黨政要員在總統府舉行判決會議，指示雷震「刑期不得少於10年」、「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」。
最後10月8日下午，軍事法庭宣判。
http://www.drnh.gov.tw/ray/download/pdf/book3/3-49-200.pdf
從這個案件就可知道，司法曾經是國民黨的囊中之物，「法院是國民黨開的」並非虛言。
時至今日，台灣已經歷經民主轉型，司法當然也有一定程度的改革。
比如，有些戒嚴時期的法令已經遭到廢除。但可惜的是，當年有許多判決是依據這些法令所作出，但解嚴後，這些判例卻沒有廢除。
最有名的判例，是最高法院35年特抗字第21號判例。這個案例原先是依據民國35年時候的《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》做出的判決，被最高法院選為判例後，卻拿來拘束《刑事訴訟法》，嚴格縮限再審的條件。就算《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》已經遭到廢除，這個判例卻依然保有效力。
一般來說，提起再審的理由之一，是要發現新證據。但根據最高法院35年特抗字第21號判例，這個「新證據」必須是「當時已經存在」，「審判時未經注意」。
以鄭性澤案為例，卷內有一張相片證明槍手所在位置地面沒有血跡，而原判決認定鄭性澤中槍後走過去開槍，沒有提到為何地上沒有血跡，這張相片可以證明原判決的說法與事實不符。辯護律師團依據這張照片聲請再審，但被法院駁回。法院認為，這張照片已經在卷宗中，所以不是「新證據」。
這個1946年訂出來的判例，定了兩個相互矛盾的條件。他要求「新證據」，又要求「當時已經存在」，但是「新」通常代表「以前不存在」，這樣相互矛盾，導致了台灣法制裡再審的高門檻，成為司法救濟難以跨越的高牆。
這個判例，直到今年4月，刑事訴訟法420條修正後，才遭到廢止。除此之外，可能還有許多依據獨裁時期的法律做成的判例，持續影響台灣的司法。
在人的方面，也仍然有很大的問題。2011年，法官法立法完成，法官法15條第一項規定：「法官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、政治團體及其活動，任職前已參加政黨、政治團體者，應退出之。」
於是，司法院在2012年舉行法官退出政黨活動，當時退出政黨的法官比例依據法院的分別，比例如下：
最高法院 55%
最高行政法院 50%
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64%
高等法院與所屬分院 32%
高等行政法院及智財法院 29%
地方法院 18%
由此可知，職位越高的法院，加入政黨的法官比例就越高。
不過，雖然司法官退出政黨，但是因為沒有落實轉型正義，那些曾是當權者劊子手的法官、檢察官，有許多仍在司法機關工作，而且早已是所謂的「學長」。而司法獨立的努力，卻讓司法從當權者的左右手，成為擁有權力的自走砲。
轉型正義的重要性，從目前在法務部擔任政務次長的林輝煌就可看到。在1979年的美麗島大審上，林輝煌擔任起訴的軍事檢察官，在起訴書中指控美麗島雜誌社「以合法掩護非法，假借爭人權、爭民主、爭自由等口號，發表偏激言論，詆毀政府，分化團結，并故意滋事，製造衝突事件，『長程與短程奪權計畫』兼施，以遂其非法顛覆政府目的。」而這樣的人，居然在離開軍職後，長年擔任司法官訓練所（後改名為司法官學院）所長，還多次獲法務部推薦為大法官候選名單。
司法官訓練所也是很具爭議的問題。目前司法官訓練所隸屬於法務部，每個法官、檢察官考上後，幾乎都要進去受訓。在司法官訓練所，法官與檢察官一起訓練，造成法官和檢察官「院檢一家親」的荒謬狀況，且也形成如同軍隊一樣的學長學弟制。司法官訓練所的課程傾向複製司法機關文化，重視裁判書格式撰寫，群體性養成，訓練課程安排少有司法改革、法官倫理課程。結果，培養出來的司法官就容易成為缺乏獨立思考、自主判斷的意願或習慣，反而往往依循體制內遊戲規則，選擇向權力靠攏，凡事逆來順受，成為順著體制往上爬的乖乖牌。
而，法官、檢察官的升遷，分別由人審會、檢審會決定。人審會幾乎由法官組成，雖有外部委員，但因席次不足，沒有人事決策權；檢審會全數由檢察官內部自行組成。美其名是司法獨立，但事實上由於沒有落實轉型正義，台灣的法官、檢察官升遷容易掌握在年資較高的法官、檢察官身上。這些司法官經歷威權時期，對於人權等民主思維較無概念，卻掌握著司法官的晉升。
於是，法官的升遷不看人民訴訟權保障、裁判品質，檢察官的升遷不看定罪率、上訴維持率，一切升遷只看年資、期別、辦案績效、意願、恩怨。加上檢察官升遷遭到法務部強力控制，導致檢察官要仰承上意辦案，還有「辦案就是要辦大案、要起訴」、「無罪就是要上訴」的濫訴文化；而法官方面，多數法官在乎、重視，就是在法官間的名譽競逐，凡事依循體制的遊戲規則：待人謙恭、不與人爭執，注重績效管考、自己的案件辦好，別管別人的案件。
這樣的法官、這樣的檢察官，自然在面對案件的時候，不會去思索人權、不會去思索無罪推定，而容易思考「學長希望我怎麼判、怎麼處理」的方向。那些屈服於上級要求的司法官，自然也容易升官。
偵辦311、324、411案件的檢察官有許多都已經升職了；而九月政爭時也發現，王金平有能力打電話給檢察官，影響檢察官偵辦案件。
當然，檢察官的升職有可能是法務部長操控或和檢審會分贓的結果，但不爭的是，無論檢察官、法官方面，從價值觀而言，就如同其他公務人員，較傾向國民黨，而控制這些人升職的人，又有許多是未經過轉型正義、在威權時代，作為獨裁者鷹犬的司法人員。
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嗎？也許是，也許不是。但如果沒有經過轉型正義，我們的司法體系恐怕離民主仍有很長的距離。
司法要轉型正義，大致上要在幾個地方下功夫。
首先，法官、檢察官的司法官訓練應該分開，機關地址也應該分開，避免院檢一家親的狀況繼續發生。在制度上，應通盤檢討台灣的司法制度，降低「人治」的色彩，以制度防範人性在司法中的濫權，引入更多的人權思維。對於相關的法律、判決，也要通盤檢討，把那些依據戒嚴時期法律形成的判例、法律廢除。對那些曾經踐踏人權的司法官，應該要就他們曾經犯下的錯誤進行審判，並在重新訓練以前，不得繼續擔任司法官的職務。
唯有痛定思痛的轉型正義，台灣才能擁有符合民主期待的司法。
參考資料：
戰後初期臺灣司法接收
http://dspace.lib.ntnu.edu.tw/handle/77345300/42136
荒唐的再審制度（張娟芬）
http://www.appledaily.com.tw/appledaily/article/forum/20120404/34135581/
http://pastebin.com/Z6Df8aWZ
本文許多論點引用自林孟皇法官於104年6月27日在台北律師公會所發表的「台灣的司法改革與轉型正義--從課綱爭議與刑事再審制度修法談起」演講簡報。
